基督與佛陀—耶釋對話之速寫（上）
吳宗文
第 2186 期 (2006 年 7 月 16 日) ◎ 神學探索
基督教與佛教的相遇，可早至《馬可孛羅遊記》所憶述在元朝蒙古人帝廷中的四教對辯；當然更早的相遇，可能是耶穌的門徒多馬傳說將福音帶到印度時，也與當時初興之佛教有所交接。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看來，正像佛教初來中國時用了儒、道名詞來翻譯及詮釋佛經，景教（原始基督教的一種分支）來華時，也有類似經驗。當時正處於佛教興盛的唐代，景教銘刻碑文和撰寫經頌時，也不免要借用佛教名相來作表述。 直至明代天主教的傳入，兩教間才有真正和深入的比併與磨合。明末清初，我國傳統三教經過多年的對峙與消磨，有趨向調和論調的產生；不單在理論方面，在神魔小說和民間信仰上，更見其融合之體現（參拙著《傳統與信仰》正、續二篇）。 除了本土儒家與道教信仰，釋（佛教）、耶（基督教）、回（伊斯蘭）均是深植民心且影響至鉅的三大外來宗教。佛教的傳入最早，主要在漢族與藏族，盤踞於中國的東南部；回教傳入可考的時間也比基督教為早，主要在少數民族，聚集於西北地帶。耶教傳入最遲，並由於當時宗教政策對傳教之限制，其進入中國之路徑是從沿海口岸，故也多在東南部多人聚居的省份。然而西北絲綢之路及西南茶馬古道沿途，亦不乏少數民族信奉基督教。 三教中，佛教大乘思想已與中國歷史文化深深結合，但由於其業報輪迴及滿天神佛之世界觀的局限，以致對中國社會現實之批判力和推動力不足。回教由邊疆陸路及海上陶瓷之路進入中國後，也與荒漠中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結合，但因其離異性太強，過於與民族和文化結合，故亦不利於中華民族內部之融和，也無助於歷史文化向前發展時之統合和推動。基督教信仰站在回教絕對一元論與佛教多元相對論信仰系統之間，事實上對中國面向世界，解決民族內部矛盾，並發展成為一個尊重個體權益和邁向法治繁榮的現代社會，其世界觀和理念均有十分大之助力與推動力。 難怪有人說：「現代的歐美需要佛教的思潮去淨除其戾氣；然而中國則需基督教來將中國傳統文化振興起來。」 西方的傳教士是最早與佛教交接和對話的一批人，他們更不自覺地成為文化的傳播者，將佛經翻成本國文字，帶回本國去，成為歐美東方學研究之肇始。在西方，除翻譯佛典外，從手上可稽查的文獻得知，德文最早有關耶釋對話的文獻是J. Hermann Schmitt之Uroffenbarung oder die grossen Lehren des Christentums （1834）；英文是J. M. Peebles之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Face to Face （1878）；法文是J. Alfred Pornet之Le Bouddha et le Christ（1880）。隨後迄今這一百七十年裡，基督教與佛教之比較討論，涉及多種科際和理論，產生份量相當多之文獻。 在現今亨廷頓（Hungtington）所謂世界宗教文明衝突的時代，「和平共存」都是歷次宗教學術會議上之恆常主題。世界、中國和香港正逐漸邁向一個多元宗教文化的處境，一教獨尊或壟斷都不利於國族的和平發展與社會的和樂安利。因此，在國策上，政府應以史為鑑，避免過往「尊一教、貶一教」的做法。因為只要是名門正教和對國族統一有利，並能推動社會穩定、繁榮及進步的宗教，均應予以空間自由傳播，讓人民在法治保障自由權利的情況下，選擇自己的信仰。這才是有利於國家、社會、民族和世界的做法。 站在香港而言，基於上述政教不應互相掛𤓓和各師各法的平等原則下，香港政府不應以納稅人的公帑來贊助某一宗教的純粹傳教活動，甚至鼓吹與推動（例如香港和台灣「迎佛骨」的活動）；或由政府提供地方，甚至提供經費將香港建設成為一個只具某教特色的城市（例：建設了大嶼山巨佛、大埔觀音像及行山徑的心經林後，政府是否會繼續在非洲訂來名貴木材，雕刻孔子像和老子像呢......）任何宗教活動均應由民間自願自發，自資自籌，並按正當程序辦理；這才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也可避免政教勾結或政教間之紛爭與衝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