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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約翰衛斯理所領導的復興運動看社會改革的動力
陳啟峰
前言：哈愛理的命題法國歷史學家哈愛理（Elie Halevy）曾分析英國經歷產業革命的震憾，卻沒有發生像法國一般的流血革命，他對此問題提出經典式的說明：「為什麼在 歐洲各國中，英國成為最不革命、沒有嚴重危機和突然變革的國家？」哈愛理認為答案不在於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而在其宗教中，尤其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所領導的福音派復興運動，對潛在的革命領導者具有主導性的影響。這個論點成為著名的「哈愛理命題」，成為解釋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歷史最持久、最吸引人、最有用的學說。一、約翰衛斯理的時代背景約翰衛斯理的生平居18世紀大部份，正值英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大動盪、大變遷的時代。當時產業革命發生，鄉村凋蔽，人口外流到都巿去。工人賤價出賣勞力，工時長、工價低、工作環境惡劣；工人子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成為廉價童工、女工。工人生活窮困，整天操作如牛馬，精神苦悶，偶有空閒就嗜賭、酗酒，當時倫敦每六幢房屋就有一家是酒店。 貴族生活卻是窮奢極侈，視為當然；他們壟斷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平民無置喙餘地。他們也操縱法律，成為壓迫人民的工具——其刑罰嚴酷，極不人道。 更不人道的是，將非洲的黑人運出販賣，也綁架本國人到外國為奴，兒童的死亡率高。社會道德敗壞，妓院充斥、犯法、迷信、淫亂不斷上昇；官員索賄、腐敗。 當時的國教（聖公會）在貴族把持之下，已成為國家機構，徒具形式，既無屬靈活力，又高傲而苛刻，更充斥著自然神論，空洞而言不及義。窮人與教會無關，甚少被關心。教牧人員良莠不齊，只圖享樂、爭權、營私。 二、約翰衛斯理福音運動的基本特質1738年5月24日，約翰經歷了「重生」，也展開了循道宗的奮興運動，衝擊著腐化而喪失活力的國教，儘管約翰終其一生苦戀國教而未脫離，但他死後循道家就別立門戶她雖沒有取代英國國教，但以自己的價值觀感染了整個民族，並創造了「維多利亞道德風尚」，從而成為整個民族的主流思想。約翰衛斯理的復興運動，並非獨領風騷，當時有許多的復興運動，但他的影響力能深遠長久，其特徵如下：約翰衛斯理不像一般的奮興佈道家，這些典型的靈恩佈道家（如懷特斐德 George Whifefield），其工作是建立在吸引人大量地皈依基督，約翰卻是富有 組織能力的天才大師，但並非建立一個龐大的傳福音機構，而是將這些渴望求施恩的人組成班會（小組），再透過班會去吸收大量的成員。 約翰的福音復興運動，也不像一般追求聖潔、完全的奧祕派，只偏重靈性的追求，而離群索居，追求與世隔絕，但他所追求的成聖是「完全的愛」-對上帝 和人的愛，深入基層群眾去服事他人。 約翰衛斯理是個既保守（正統）又激進的人，他一直活在矛盾中，他說：「在宗教方面，我儘量贊成越少革新越好。我喜愛的仍是陳舊的酒。」所以他不曾開風氣之先，但卻敏銳於聖靈的工作，一看到風氣已開，就急起直追，再加上優越的組織能力，並以保守的心態守恒地實踐——堅持下去。就如戶外佈道是懷特斐德先開風氣，他突破之後就繼續四十年之久；班會、宗教會社、慈善工作、平 信徒、證道……等，都是別人開創，他則是敏銳地抓住時代脈動，善用原有的社會結構（如宗教會社）和動力，付諸實踐。 衛斯理的社會改革與貴格會也迴然有別。他優先關懷個人的靈性和道德，首要之務是把人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所以只在開始時受到嚴厲的反對而已，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忠誠的反對者」，強調對原有社會的忠誠，因此能夠有效地使工人接受某種程度的保守主義，成為「社會的凝結劑」，而未採取激烈的對抗。反之，貴格會則一開始就抨擊社會，號召進行政治改革，要求結束社會的不公平、不平等和消除貧困，把自己放在對抗的地位，在政治、社會上備受孤立，使執政者感受到威脅。 三、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信念約翰衛斯理他深信，「凡愛上帝的人必愛他的弟兄」這一真理。他認為若有人看見弟兄姊妹衣不蔽體，或缺少日用飲食，竟不給予救助，卻告訴他們「平平安安地去罷！」那是很可恥的。所以在他傳播福音的同時，也未曾忽視幫助窮苦無助的人民，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困難。衛斯理的關懷層面很廣，他主張「在社會成聖外，別無其他成聖」。所有的成聖都是社會性的，必須落實在人群當中，因為真正的成聖（或完全），是對上主、對人完全的愛。他說：「基督的福音不知道宗教，只知道社會；不關注宗教的聖潔，只關注社會的聖潔。」 約翰被稱為「平民的良友」，他總是對窮人耿耿於懷。他在給循道會牧職人員的公函中說：「我們甘願將富人、貴人、偉人留給你們，只要讓我與窮苦的人、粗鄙的人、卑微的人、無家可歸的人單獨在一起。」「他們的情形令人心酸，在康華爾……我看到卑賤的饑民，流淚街頭，面色蒼白、兩眼無神……」。他也說：「在上帝面前，我是貧苦者的管家」，「富人或顯貴蒙召是很好的事，希望上帝加增他們的人數！但若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可以自己選擇的話，我深願繼續（正如我迄今所做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原來當時英國的貴族、上流人士大約是國教徒，而商人及中產階級則在獨立教會聚會（如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惟有最窮苦的基層人士是循道派教徒。循道宗的禮拜堂也是最簡樸的建築物，只求實用，不計外表。 四、社會改革的動力約翰衛斯理的社會改革動力有好幾方面，並非單一的因素所促成，包括如下：（一）福音主義所帶來的新生命-不是有名無實的信仰有人認為：約翰衛斯理只是一個非常敬虔的人，火熱而奮進的佈道家，其成就不過爾爾，可是今日愈來愈多人認為，約翰理解到，要拯救世人，必須協助世人提昇人性、克服原罪，但首要之務，就是廣傳福音，帶領罪人脫離地獄，進入天堂。所以就約翰而言，社會改革只是福音運動的副產品。為什麼「個人的重生」會引起社會的改革呢？原來約翰固然以遊行佈道、野外佈道聞名，但他所傳的福音，卻是在激勵人奉主的名去從事社會改革。福音的復興使基督徒團體（社會）有新的良心，並復興了新約倫理的核心：實踐上帝為眾人之父，人類一家的原則，並指出人比物質更重要，導引人心及思想，朝向在世上建立公義的國度邁進。 循道宗的復興，使他們抗議當代習尚的浮華、宗教的冷漠；他們的操守類似清教徒——端莊嚴謹、不絲毫茍且，對罪惡深痛惡絕、不戀慕虛榮，不隨從世俗，以致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中道德的分水嶺」。所以循道宗的社會改革，是由內心火熱的福音主義所發出的。 （二）班會與宗徒會社——不是孤立的基督徒約翰自從1738年開始其傳道事工，其本身奮進的秘訣就是 ：把一些尋求上帝的人結合成小團，成為親密的團契，不只是叫人悔改信主，而是要使歸信的人改變成為聖潔的人，他十分注重信徒相互間的「互敬互愛」，使其逐步達到完美。他利用英國國教在40年前即設立的志願社團——宗教會社（這是引自德國的敬虔團），從事為窮人開辦教育、分發証道及勸世小冊、照顧病患及窮人、查考聖經及默想——在這些基礎上發揚光大，組成班會（Class）和小團（band）。 班會由十二人組成，班長每週至少與班員見面一次，督促生活，給予忠告；並且收募奉獻；聚會時分享靈性經驗，彼此認罪、代禱、勸誡、分享，把聖經的教訓落實在生活中，彼此立約相許、相愛，實施紀律。而小團是由已有赦罪確據的人參加，人數約六名，每人受團長督導，談個人靈性狀況，接受勸誡，棄絕邪惡，熱心行善（包括救濟窮人和使用一切恩典的方法）。 衛斯理的班會系統，由平信徒負責，不單每過班會吸收大量的成員，也經由班會建立關懷互助的團體，讓社會的基層人士，邊緣人得到歸屬感和認同，對內忠誠，對外關懷社會。也讓平信徒負責講道，成為義務教士（Local Preacher），這些「窮人」，雖然只是平凡的工人、技工，卻證實他們的真才實學、品格高尚，提昇他們的自尊、自信和自愛，也讓福音的觸角深入掘井業、工業、礦區。」 （三）成立各種社會關注機構——不是遺世的信仰約翰衛斯理看到當時社會實況的需要，就起了憐憫的心，陸續興辦了許多慈惠的事業：他設立孤兒院於紐卡麥。他到每個地方設立團體，必同時設立老人院，收容年老無依的寡婦；也設立平民免費治療所，寫《簡易醫學》給患病無力就醫的人，並提供藥品。 他為了幫助循道會中失業者，實行以工代賑的辦法，使他們勤於紡織，若所得不足以維生，以團體補助其生活費；也設立習藝所，教授貧民謀生技能。也舉辦貸金-讓人無息貸款30∼120磅，紓解窮人的窘困，以免典當其維生工具，又貸款給經營小本生意的貧民和商人。 他也寫信給循道派的年會，希望同道能互相救助：捐贈多餘的衣服，並且每週捐一便士（或能力所及的款項），專為濟貧之用。 他又設立「陌生人之家」專門幫助非循道派的人。甚至於他的愛不以同道、同胞為限。在1759年10月，他聽到英倫的法國戰俘被囚於一斗室，沒有衣被，深受感動。在晚禱時，他以「不可欺壓陌生人」（出23：9）為題旨，並發起募捐 ，為法國俘虜添購衣物。 （四）與同道發起人道精神——改革監獄，解放黑奴及主張社會公義約翰衛斯理看見許多窮人因小小的債務而入監，按當時的法律，囚犯必須償還債務方可出獄，但人既在牢中，又如何工作以還債呢？約翰同情窮人，乃籌措特別基金，幫助這類囚犯出獄。同時，他履次向議會呼籲修改法律，以解決窮人的困苦。從社會福利工作方面來看，約翰對當代英國社會的貢獻非常重要：他打開了貴族和統治者的眼睛，叫他們看到窮人處境的悲慘、問題的嚴重，以後英國國會通過許多保護勞工及為窮苦大眾福利著想的法案，此乃受衛斯理及循道會精神所影響。 十八世紀下半葉，醜惡的奴隸貿易大張旗鼓，每年有六萬名黑人被塞到英、法、葡等國臭氣薰人的運奴船，經大西洋轉往各地。當時信奉「基督教」的英國，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葡萄牙竟不以恥，反覺崇高。當時只有衛斯理深惡痛絕，貴格會也極力反對。但真正使這件事成就的是「克拉判」派的社會運動。 十八世紀中葉，循道宗與莫拉維教會的宣教士，開始在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中宣教，甚至冒死在「非法」逃逸的黑奴中傳教。1787年福音派信徒在塞壇利昂建立被解放奴隸的避難所。約翰衛斯理主張解放奴隸，並寫了很犀利的文章加以鼓吹。但仍無法撼動這些結構性的犯罪，那時「克拉判」派的韋伯福斯正如火如荼地反奴隸，約翰在1791年，去逝前三天，寫信給韋伯福斯（Willian Wilberforcr 1759∼1833），鼓勵他說：「上帝興起他，是為要成就榮耀的大事」，並鼓勵他行為不可鬆懈。 衛斯理與克拉判福音派信徒的工作，正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一在基層作實際的草根運動，一在議會奔走疾呼，透過立法執行社會公義。克拉判是國教的教區，由魏恩牧師（John Venn）帶領一群熱心為善的平信徒，在十九世紀初領導主張廢除奴隸制度。起初他們聚集是因為關心非洲黑奴的慘況，在國會的領導人是韋伯福斯，他們終於在1787年釋放第一批黑奴，1807年廢止奴隸買賣，1820年殖民地進行奴隸登記，終止偷渡，1833年奴隸得到解放。 這批有閒有錢的福音派貴族（平信徒），雖有其當下的盲點，但他們為共同的信念、理念，一起計劃、努力，有如從不休會的委員會，一起討論種種錯誤和不公的國恥，他們關心的層面廣及：奴隸問題，參與刑法及國會改革、普及教育 ——主日學、單張分發、基督徒觀察報；傳播福音和工廠的登記等。他們也倡導反對決鬥、賭博、醉酒、淫亂、鬥獸，這是因為他們有堅強的福音信仰作激勵和引導。 衛斯理也指導早期美以美會（美國的循道宗）對黑奴問題的爭議，在1739年的《教會法規》內明列「禁止買賣男人、女人或孩子的身體及靈魂，為要奴役他們」。1772年，他譴責奴隸買賣，說那是最惡劣的「流氓行為」。因此，在1784 年的美以美會總議會，通過六條法規，以摧毀奴隸制：
約翰衛斯理在1770年，看到喬治亞學院將併吞當地的孤兒院而擔憂，他認為不管從恩慈或正義的立場皆不該如此；世上沒有比養育孤兒更慈愛的舉動，與辦學校或學院並不能與之相比。何況捐助基地和款項者是為開辦孤兒院之用，只要此地有孤兒，就不應將此挪為他用。 （五）與辦教育－－設立學校及主日學校約翰衛斯理在倫敦及其他地方設立學校，以教育貧民子弟。他向京士活（ Kingswood）的礦區傳道，成績斐然，移風易俗，使他們不但能和睦相處，也戒 除酗酒、賭博之惡習。1740年，他在礦區設立一所學校，教導礦工子弟，使「他們的孩子也明瞭到和平之路」。1748年此校擴大為「傳道人子弟學校」，（因傳道人無力負擔住宿學校），也就是鼎鼎大名的京士活傳道子弟學校。設立清貧子弟學校，使得新一代的循道會友成為中產階級，更保全了福音的果子，培養了下一代，使福音精神傳承下去，也培育不少人才，這都是在政府舉辦國民義務教育之前。另一個改造社會的力量就是主日學運動。約翰早期在美洲宣教時就發起主日學校，親自擔任教席，回英後因忙碌而停止。1769年循道會姊妹會創立於上衛康皮，並呈報給約翰。 主日學之父銳更斯（Robert Raikes）在報紙鼓吹主日學，受州官及國教的反對，1784年他發表了一篇計劃書，並將此報再另附一封信給約翰，約翰將全部條款載列於其1785年正月號刊物上，鼓勵循道會採取此計劃。後來銳克斯因經費短缺而停辦主日學校，循道會接辦，改以義務教師制，從此義工教師遍及全循道會，更普及到其他教會。 主日學校廣受歡迎，促進了工人階段的文化發展（會讀、寫、算），主日學教育，不但傳福音，也包括那些「值得尊敬」的價值觀——勤奮、節儉、自律、修身，會社、班會結構以及平等主義，也促進了自治和自尊精神，尤其平等主義促成民主的精神，反對集權制。 五、結論：對台灣處境的反省約翰衛斯理的時代，是社會急遽變遷、政治經濟劇烈變動的時代，與台灣近二十年來的變化頗多雷同之處。尤其是在經濟發展後的社會脫序、政府的腐敗和人心的糜爛：色情、賭、癮、擄掠、貪婪、詭詐……等不道德的惡質文化，基督教到底如何為這個社會注入新生命，走向社會的更新和成長。華人及台灣的教會，傳統上仍保有福音派注重靈性，所缺乏的是由靈性的復興轉化成對社會的認同和忠誠，化成社會改革的動力，教會似乎仍停留在抽象的「清談」及「個人道德靈性化」，只重個人倫理，缺乏社會倫理的關注——其實倫理必然是社會性的，否則就不是倫理。 衛斯理的福音運動，最令人驚嘆的是他的實踐力，他並非原創者，但善於洞燭先機，也善於利用原有的社會架構，然後賦與福音奮進的動力，並加上神學的意義，他是在「做」神學，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活出初代教會——弟兄相愛，關注社會的生活。福音運動毋寧是一種生活方式。 福音運動成為當時社會的典範和良心指標，他們是以「班會」為核心的生活方式，透過彼此的交換、分享、務生、勸誡，以及對外的關注活動，徹底地活出聖經的倫理，進行民族性的改造，重新塑造新的風尚和價值標準。聖靈的果子都是很抽象的，需要以見證人（活生生的見證）方式去活出。台灣的社會的確病入膏肓了，我們的福音必須改革文化，改造心靈，這決不是「清淡」而已，必須活出來！否則只注重結構性的政策改革，再好的政策和制度，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畢竟有好的政策，還需要有好的執行者，更需要有好的典去活出。典範應走在政策之先，正如台灣那些奮進的商人，永遠走在政府的政策之先，帶動政策。 台灣基督徒知識份子及中產階級應有「克拉判」的精神，從事跨黨派的運動，棄絕意識型態之爭 ，針對台灣惡質政治生態，社會結構性的犯罪，共同努力建立制度化，不要讓「好人在家中嘆息，壞人在台上唱戲」。台灣和英倫都是海島型的國家，我們需要有衛斯理、克拉判這種奮進的信仰，採取上層和基層改革的雙軌運動。 約翰衛斯理不但同情北美殖民地的遭遇，更是大膽的主張北美十三洲有其主體性，他們有主張獨力自決的權力，使得美以美會在美國開國一百年內，一直是美國最大的教派，而一直已大英帝國為意識型態的國教，不但處於尷尬，更淪為小教派。這不單是美以美會平信徒的開拓工作，更是對其斯土斯民的認同，與美國人民站在一起，真正的道成肉身，與他們成為生命的共同體。基督宗教到底要在台灣的處境中成為主流價值，參與台灣的苦難和成長。還是走向當年聖公會的路，這一點是值得台灣教會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