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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死可以嗎?我們可選擇有尊嚴地去世 安樂死(Euthansia)這字源於希臘語，意即安然死去或無痛苦死亡之意。這個意念其實並不新，但近年來世界各國各界對此問題特別關心，它涉及到醫學、哲學、經濟、法律、宗教、倫理、社會學等各個領域，而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人們觀念的改變，人們以往對死亡的恐懼心理遇到了人類理智的挑戰，我們能更公開地討論這個非常嚴肅的話題，反映了我們正渴望能更有效地掌握自己的生命，能主動地操縱從生到死的整個過程。 甚麼是安樂死？目前，有關安樂死的概念在學術界並不統一，現代的意義一般是指對患有不治之症、瀕臨死亡的患者，在當前醫療的條件下，無法解決其痛苦，故在病者本人或其親屬提出，經過一定的程序，由醫生用主動的對策，使他在無痛苦的狀態之下結束其生命的一種方式。當然，現在還有一種名為由「醫生協助的自殺」PhysicianAssistedSuicide的自殺方式，雖然和安樂死稍有分別，因為導致死亡的最後階段是由病人本人啟動的，但其實質與主動安樂死並無分別，故一般認為應與安樂死相提並論。我們堅信：「人人都有充分的生存權利，但究竟人有沒有選擇死亡的權利？人類如果身患了絕症，生活在極度的肉體和精神痛苦之中，亦因此而引致周圍的人精神極度痛苦，在臨終前有沒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對於這問題，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有，爭論沒完沒了。 支持者的理據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更高了，不僅要求物質生活條件的基本滿足，亦要求精神充實、安逸、快樂，自然也希望得到「好死」，即臨終前得到安詳和無痛苦。其實安樂死並不是一個只屬於現代人的話題，古代人也有這樣的抉擇。在古代社會中，因為生存環境險惡，生存艱難，文明又低下，加速死亡或強迫死亡的現象早已存在，這可算是安樂死的雛型了。當一個人疾病纏身，救治無望，為免除軀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安樂死可以是理想的一種死亡方式。在這情況之下，病人往往有厭世輕生之念，但在沒有得到技術和藥物的協助下，自萌短見只能換來更大的苦痛。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規律，與其痛苦地活�鞳A不如安然地死去，故贊成者認為選擇安樂死也是人類和疾病的一種鬥爭方式。人也有選擇死的權利，有擺脫痛苦的自由，這種權利不應被剝奪，而作為醫生者應當尊重患者選擇安樂死的意願，這也是醫德的一種表現。 在病人的家庭方面，安樂死可以解除由於患者的痛苦而造成的親屬精神上的壓力和由於照料患者而造成的各方面消耗，並由此而引致的家庭糾紛。 在社會方面，他們認為安樂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是對陳舊的生死觀念的一種挑戰，對推動社會的精神文明實在有其積極之意義。實行安樂死也可減輕社會的負擔，對醫藥宪生方面的資料缺乏有紓緩的作用。 支持安樂死的人士並不認為它是有乖倫理和道德。他們認為安樂死是對患者負責，對其家庭負責、對社會負責、有理智、而非不道德的行為。安樂死解除病人的不幸和痛苦，符合現代人道主義精神的觀點。但大規模的施行安樂死必須要立法，要得到法律上的保護，並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程序，以便整個過程能在合法的大前提下進行。在制定法律時，應防止家屬藉安樂死來甩除「包袱」，逃避贍養的義務，和防止有人利用安樂死來進行報復，變相謀殺。 雖然經濟效益不應進入安樂死的考慮之中，但事實肯定是它能使家屬和國家減少無謂的花費，可以將寶貴的資源合理地用於需要這些物資治病的人，而不是花費於那些救不活的必死病人之身上。 反對者的理據在傳統觀念方面，人的性命是神聖的，不可侵犯的。人類並無任何權利奪取他人的性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主動促使生命的完結。亦有人認為醫學界應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來救人，我們對任何患有絕症的親人，應該陪守到死，才算盡了孝心或情義；安樂死這概念是不道德的，與人道主義相去很遠，有些甚至還認為安樂死帶有很大的野蠻成分。有人亦會覺得安樂死會給一些不願贍養老人的子女開了方便之門，不同的人對安樂死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會因此帶來社會上和家庭中一些矛盾。安樂死亦會因此而使進入暮年的老人產生一種消極的心理，這對他們是一種精神負擔。實施安樂死會加重社會的複雜化，可以成為社會的一種不安定因素。 安樂死這概念亦有悖於社會的倫理觀，與救死扶傷的醫德相違，作為醫務工作者理應全心全力為病人服務，安樂死的應用會令人對醫護人員的觀念發生變化，感到醫生無能，增加患者家人對醫護人員的不信任感。 安樂死亦會對社會的法律帶來很大的衝擊，將可能出現很多法律的難題和糾紛，使法律更加複雜化，這也是我們所不願見到的。 雖然經濟不應是討論安樂死應否被接納的主要考慮，但這是很多提倡安樂死人士的理據之一。不過，反對人士認為人類應充分利用我們創造的財富來研究和治療不治之症，因為生命是無價的，相對於生命而言，經濟上的負擔實在是微不足道，不應成為支持安樂死的理據之一。 主動和被動安樂死從醫療手段來區分，安樂死可分為主動（即積極安樂死）及被動（即消極安樂死）兩種。主動安樂死是指醫務人員或其他人員負責採取某些措施以縮短病人的性命，而被動安樂死是指中止維持病人生命的醫治措施，任病人自行死亡的行為。我們常常聽說的「醫生協助自殺」，其實可算是積極或主動安樂死的一種，在這行為當中，醫生將足夠令病人致死的藥物準備停當，只剩下最後的啟動一步，由病人自己去做，故在表面看來這似是自殺，但實際上其動機和行為和主動安樂死應無分別。 現在多數國家的多數人認為被動安樂死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但主動安樂死和協助病人自殺則在道德上仍有很多困難。因為在主動安樂死中，病人的死亡原因是由醫生的作為所導致的，故與「他殺」或「謀殺」很難確切界定，故難以被道德和法律所接受。被動安樂死則有很大的不同。在這程序中，醫生所做的僅為不予或中止了治療，其動機並不如主動安樂死般明顯，故較易為醫學界和社會所接受。 安樂死在荷蘭在荷蘭，安樂死是一種違法行為，犯者可以被判監十二年，但在這法律的背後，真相是每年約有二千餘人藉安樂死而去世，約佔總死亡人數的1.8%。在1984年，荷蘭的皇家醫學會發表了有關安樂死的指引，在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為醫學界所采用。這指引主要有四點：
雖然在荷蘭安樂死並未得到法律的許可，但實際上已經行之多年，故任何有關安樂死的討論，都應該研究發生在荷蘭這國家內的個案。有足夠的證據顯示，約有每年一千位病人因神志未清而未能自行作出安樂死的決定，但醫生亦為他們作主而施行安樂死。這誠然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種行為，亦是反對安樂死人士非常擔心者。但總括而言，安樂死在這國家是一種合乎情理的死亡方式，而且並未因為有安樂死而致被濫用。近年來的每年統計亦沒有顯示安樂死個案有上升的趨勢。 在荷蘭，安樂死的概念亦普遍為人民所接納。荷蘭的「自願安樂死亡協會」有會員數十萬名，其中有十多萬會員還簽署了「生前遺囑」。遺囑上寫明，當他們患有致命的疾病時，他們會授權醫生不再利用異乎尋常的治療方法去延長其生命。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在荷蘭的安樂死能夠在法律之上的空間運作，實在有其獨特之環境因素，其他的國家不能將同樣的系統搬到本國應用，故某些國家曾嘗試以立法的方式將安樂死變為合法的活動，最明顯的例子可算是澳洲的北部地區了。雖然在技術上它只是將協助病人自殺合法化，但實質上與安樂死並沒有任何分別，施行以來，亦已有數位病人因此而結束了生命，但澳洲的聯邦政府傾全力否決了這地區性的法律，釀成了一場政治和法制上的風波，如何發展下去，仍然未算明朗。在美國，有關安樂死的爭辯愈來愈多，而且愈來愈難以明白。不同級別的上訴法庭作出了不同的裁決，全國現時對最高法院有關安樂死的最終裁決都極為耐心的等待，相信這個裁決對全國的人民和醫學界都有極為深遠的影響。但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的專長是以法律中研究安樂死是否有其法理上的可行性，但對很多患了絕症的人而言，停止他們的痛苦並不只是一個理論性的觀點而是實際上的需要。 在法律觀點未能塵埃落定的今天，他們似乎唯一的希望是寄託在死亡醫生Drkevorkian身上了。這位極具爭議性的醫生，曾協助數十名身患絕症的病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一部分反對其做法的人，視之為謀殺犯，但贊同他的做法者，則稱讚他為仁慈的天使。這位年紀老邁的醫生，曾因違反法院的禁制而入獄，其醫生執照亦因此而喪失，但他仍不辭勞苦地為垂死的人服務，每次出動都能乾淨利落地完成任務，執法當局對這位固執的醫生似乎並無任何對付之良策。 我們將何去何從？與所有的爭議性問題一樣，環繞著安樂死的爭論是沒完沒了的。兩方面的支持者都有很強的理據支持，而且並無退讓之意。在中國，醫學界、社會學界和醫學教育界也發起過兩次以上的全國性討論會，根據一項研究顯示，53%的人認為對安樂死應積極探討，並希望立法，36%的人認為要認真對待，而只有11%的人表示根本不能討論這件事。在香港，社會上對這問題並沒有作過認真的討論，而大部分的香港人可能因各有更加重要的問題所困擾而未有深入探討這問題。但這問題肯定是存在的，報章上常有病人久病厭世而自殺的新聞，究竟這些可憐的病人是否應該得到更有尊嚴的死亡方式，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希望能夠通過討論、立法和監察的各種渠道，讓病者能夠更舒服地走完人生最後的一程。 |